庐山会谈，是1937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庐山举办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两次谈判。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政策主张，并与国民党先后在西安市、杭州市、庐山等地进行和谈，为国共两党结束内战、走向合作抗日奠定基础。1937年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展开多次会谈，周恩来携带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被蒋介石置之不理，蒋介石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等不合理要求，周恩来据理力争但未取得突破。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市，第一次庐山谈判无果而终。
1937年7月13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抵达庐山与蒋介石再次谈判，蒋介石提出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后各师直隶行营等要求，周恩来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就红军指挥问题与蒋介石沟通，蒋介石态度冷淡且不愿发表宣言，仅口头承认中共陕西省委。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这是他对抗日的最鲜明的表态，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拥护。7月18日，周恩来离开庐山飞往上海观察形势。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国军损失惨重，蒋介石急需红军开赴前线协同抗日。9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讲话发表，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两次庐山谈判肯定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方向，在两党合作形式与核心权益上达成共识，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是国共和谈中的重大成果，对于国共两党的沟通、融合、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会谈背景
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政策主张，并与中国国民党先后在西安市、杭州市、庐山等地进行和谈，为国共两党结束内战、走向合作抗日奠定基础。
其中两次庐山谈判，是指国共两党1937年6月上中旬和7月中旬在庐山举行的关于国共合作的两次谈判。它们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安谈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谈判的继续，也是1937年8月南京谈判的基础，是西安事变后国共多次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谈过程
第一次庐山谈判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抵达庐山，6月8日至15日期间，与蒋介石展开多次会谈，宋美龄、宋子文、张冲参与其中。周恩来携带《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希望以此作为两党合作的核心基础，然而蒋介石却对该纲领置之不理，转而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企图借此切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实现“溶化”共产党的目的；同时，他取消了此前杭州谈判中“允许共产党适时公开”的承诺，规定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得使用共产党名义，还称“其他各党派不必谈合作，由中央尽量收容”，更推翻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后在三个师上设总司令部”的约定，要求毛泽东、朱德出洋，计划以政治训练处代行红军指挥权。周恩来据理力争，多次与宋美龄、宋子文、张冲沟通协调，但始终未能取得突破。6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向共产主义国际报告谈判结果，未获直接回应。6月18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市，第一次庐山谈判最终无果而终。谈判结束后，中共中央在6月18日的延安会议上决定，在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但明确提出“必须以共同承认的纲领作为合作基础”“承认蒋介石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为后续谈判保留空间，同时通过南京与延安刚接通的电台告知对方，需待拟好两党合作宣言并收到蒋介石复电后，周恩来再赴庐山。
第二次庐山谈判
1937年7月，第二次庐山谈判在局势变化中推进，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正式开始。7月13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抵达庐山，当天张冲传达蒋介石意见，称中共所拟国民革命同盟会纲领可讨论，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这与6月谈判内容出入极大。7月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指出其要求不仅难以落实，还会让中共失信于党内同志，影响后续合作，强调华北战事紧急，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需迅速解决，同日还向蒋介石提交了7月4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以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为主旨，重申拥护三民主义、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7月17日，张闻天、毛泽东电示周恩来等人，从大局出发同意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后平时设政训处（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必须设军事指挥部以利统帅，当天周恩来等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建议以该宣言作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快发动全国抗战，可蒋介石态度冷淡，即便修改了宣言也不愿发表，企图回避共产党合法化问题，不过在博古的极力争取下，蒋介石最终口头承认了中共陕西省委。同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是蒋介石对抗日的最鲜明的表态，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7月18日，周恩来将允许各报刊载宣言、国民党中央发书面谈话表示赞同等12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后，离开庐山飞往上海观察形势。7月19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卢沟桥事件发表谈话说：临到最后关头，惟有坚决牺牲，吾人只准备应战，而并非求战。
后续发展
1937年7月21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回电张闻天、毛泽东称，建议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同日他们又以基本相同的内容电告朱德、彭德怀，并且预言“如中日全面开战，则《宣言》即可发表”。7月27日，蒋鼎文致电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要求中国工农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周恩来则提出中国国民党需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条件。次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延安市，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县迅速改编，编为三师，四万五千人，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国军损失惨重，蒋介石急需红军开赴前线协同抗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讲话》，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讲话发表，宣告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重要成果
两次庐山谈判是1937年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进程中的关键环节，尽管谈判中双方交锋激烈，且蒋介石处于相对强势地位，但仍取得多方面重要成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最终实现奠定基础。
首先，谈判坚守合作抗战的民族大义，明确了国共合作的正确方向。中共在反驳蒋介石诸多限制的同时作出让步，如原则同意合组革命同盟会、承认中国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并按要求改制改编；蒋介石虽提出苛刻条件，却也在民族大义主导下逐步妥协，其取消共产党名称的最初设想未能实现，最终在9月通过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使中共获得完全合法地位。
其次，在两党合作形式与核心权益上达成共识。第一次谈判中，蒋介石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并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党籍，中共原则同意后提出共同纲领与干部名单，虽最终同盟会未组建，但中共保留了政党名称；关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双方从西安谈判时的巨大差距（中共提12个师、中国国民党提2个师）逐步缩小，第一次庐山谈判确定红军编为3个师12个团共4.5万人，与中共诉求基本吻合，且蒋介石放弃了要求朱德、毛泽东“出洋”的提议，改为同意二人“出来做事”，为中共保留领导核心奠定基础。
再者，明确了边区政府组建与部分政治权益。双方约定成立边区政府，正职由国民政府从中共推荐的国民党人士中选任、副职由中共推荐，实质承认了中共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同时，蒋介石同意分批释放狱中共产党员，允许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大会与国防会议，还承诺解决破坏国共合作、为难中共的相关问题。
此外，蒋介石对中共的严苛预设方针大幅松动。其谈判前制定的“军事严限、勿准宣传、断绝与各党派联系”等10条方针，在实际谈判中多未落实，如不再强制限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对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后的管理也从“只设政训处”逐步让步，为后续红军设立指挥机关埋下伏笔，且第二次谈判后不到10天，蒋介石便电催中共按谈定内容10天内完成改编，明示将发表三个师的番号及主官名单，推动红军改编进入实质阶段。
历史意义
两次庐山谈判，肯定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大方向，确定了红军改编和释放政治犯等原则，是国共和谈中的重大成果，对于国共两党的沟通、融合、合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共两次庐山谈判有多激烈？蒋介石想逼毛泽东朱德“出洋”.今日头条.2025-09-04
抗战热血 山河作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5-09-04
1937年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以两次庐山谈判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09-04
庐山会谈.人民网.2025-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