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是广东省实力派陈济棠，广西壮族自治区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为反对蒋介石剪除异己、吞并地方势力，于1936年6月1日发动的一次事变，主要特点是打出“出兵抗日”的旗帜，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
两广事变发生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蒋介石要撤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消除两广半独立局面，这是该事变的导火线。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1931年2月，粤系领袖胡汉民因约法事件被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省大权，树起反蒋旗帜；1932年蒋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11月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了中国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原广州市非常会议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1936年6月1日，广东陈济棠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李宗仁、白崇禧联名通电，宣称北上抗日，组成“抗日救国军”，出兵湖南省，同国民政府对抗。7月，因陈济棠部下余汉谋等被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被迫出走香港特别行政区。9月，蒋派人飞南宁市调停，委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常委，李、白乃通电服从中央，事变遂告平息。
两广事变促进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促进了新桂系从抗日反共向联共抗日、从联粤反蒋到逼蒋抗日的转变。
历史背景
两广事变发生在民族危机日趋加剧、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其导火线是两广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长期存在矛盾，蒋介石要撤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消除两广半独立局面。1931年2月，粤系领袖胡汉民因约法事件被扣留，陈济棠乘机夺取广东省大权，树起反蒋旗帜；1932年蒋介石复出总揽军权，1935年11月，他兼任行政院长，实际上重新掌握了中国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原广州市非常会议虽早已撤销，但继之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仍以“均权分治”的名义在两广继续存在，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
“两广事变”之前，两广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两广地方实力派以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西南两机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招牌，与蒋介石中央政权抗衡双方得以保持一种对峙的状态。其中，陈济棠凭借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两广地方实力派中起主导作用。桂军依仗陈济棠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也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这种貌似和平共处的表面，实际双方貌合神离，蒋介石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两广的强大的势力，而两广实力派军阀也时时想着如何摆脱蒋介石间接的政治控制。1936年前，陈济棠割据广东省一隅，其统治广东的五年是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错的时期。蒋介石的中央统治集团看似掌握了中国的领导权，然而实际却四面楚歌，腹背受敌，日军进占东北地区后，继续入侵华北土地，而西北有冯阎，福建省有蒋蔡，江西中央红军根据地日益壮大。而此时，广东的陈济棠得以“偏安一隅”借以赣州市、龙岩市作为屏障，又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两省作为依托，更有西南两机关作护符，这就为其欲摆脱中央控制提供了有利条件。
自1933年3月，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江西苏区。广东省、广西有两支部队担负了苏区西面的“围剿”任务。当“围剿”逐渐得手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危机时，周恩来、朱德决定利用两广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两广暂时停止进攻苏区以便中国工农红军顺利突围。对此李宗仁、白崇禧也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蒋介石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围剿”苏区，无论谁胜谁负都只会是“蚌鹤相争，渔翁得利”。当时李、白等人在当时已有了先保持自己的实力与地盘，再谋定而后动的打算这也就为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埋下了伏线。
当蒋介石以追剿中国工农红军为由，控制了原来被地方军阀控制的云、贵、川三省以后，两广军阀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准备迈出为保全自己地盘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步。首先，广东省的陈济棠自觉声望和资历不如李、白，而且广东这块地盘也是1929年蒋桂战争时蒋介石所授予的，军与他完全不似军与李、白那样形同子弟兵的关系。但他只一心要保住“井水不犯河水”的对峙状态，决不愿意归附中央。其次，桂系也清楚自己的实力根本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必须联合系陈济棠才有胜算。于是，为了应付一触即发的战争，桂系积极联络系，并指望以中国国民党三巨头之一的胡汉民为依托，搞反蒋割据。同时，胡汉民1936年1月19日自欧洲抵香港特别行政区后，拒绝蒋所派专员劝他就任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的任命，支持陈济棠反蒋。而当时日本方面，明知桂两系几乎每天都高喊抗日，还是要继续给两系以军事援助，并支持胡汉民联络中国所有反蒋军阀及其他反蒋势力，使中国分裂得越严重越好。这两点利害形势，无疑增强了两广反蒋的信心。
不料胡汉民5月12日突发脑出血死亡，眼看计划就要落空。但是，胡汉民的突然死亡，恰恰给两广当局提供了机会和借口趁机改变这种对峙的割据状念，加快了两广欲独立的步伐，两广当局为图自存，于是便决心举兵反蒋，出于当时正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之时，便以“抗日救因”为名出兵。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想趁胡汉民的逝世趁机收拾两广局面。而陈济棠认为蒋介石既然已经要彻底解决广东省问题，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因此它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方面商讨对策时力主用兵，并表示就算广西不肯介入，广东也会单独行动。李、白认为粤桂不能“各行其是”，于是决定与陈济棠共同行动，举旗反蒋。
1936年全国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西北、华中地区、福建省等地方割据问题先后被蒋介石“摆平”，江西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向陕西省作战策略大转移。在这样的局势之下，蒋介石没有了后顾之忧，得以松了手脚集中精力对付“两广事变”。而广东的陈济棠渐逐失去军心与人心，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两广事变”还没开始就已经出现强弱悬殊，高下立见局面。
1932年1月陈济棠任西南军分会委员长兼执行部和政委会常委，其后把广东党政军的权力集于一身，登上了“南粤王”的宝座，并借助西南盟主胡汉民的资望及西南三机构招牌，与蒋介石抗衡；广西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利用上述情况，积极推动陈济棠等西南地方实力派组成反蒋联合阵线，以抗衡蒋介石的“削夺”，当蒋介石以全力用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时，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暂取容忍态度，蒋在能腾出手来时，就下决心剪除异己势力。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在密切同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联系的同时，亦加强对两广地方实力派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使得新桂系了解中共对中国国民党实力派的态度，增强了新桂系抗日的信心。1936年初，蒋介石国民政府为满足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又成立半傀儡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于是华北名存实亡。在南方，日本人策动“福建运动”以侵略华南。整个中国，西起成都市，南至北海、海口市，日本人到处制造事端。日本人在入侵的同时还组织全国性的走私，在经济上以破坏中国关税制度与国民经济，在军事上四处刺探解放军事要隘和交通情报，中国都受到日本侵略势力的直接威胁。1936年1月，蒋继染指川、黔、滇之后，便将矛头转向西南的两广。
事件起因
蒋介石解决西南地方割据、削夺两广的意图蓄谋已久，在这一计划中，他的首要目标是拉拢西南盟主胡汉民。早在1934年，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名义诱胡汉民北上，胡汉民并未动摇；到了次年年初，中国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介石又以调整负责人为由，提出让胡汉民担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这一高位，试图拉拢其入京，却再次遭到胡汉民拒绝。对胡汉民而言，他一方面要依靠陈济棠的军事实力与蒋介石对抗，另一方面又受限于陈济棠，深感在广东省已无作为空间，于是以养病为借口前往欧洲游历。
1936年1月5日，胡汉民准备回国，蒋介石立即展开行动：他特派司法院长居正及叶楚伧、陈策专程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计划将胡汉民接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1月7日，蒋介石再派魏道明作为私人代表，携带亲笔信直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同时发电邀请其入京主持中央大计。西南方面也早有准备，先派出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西南政务委员会成员刘芦隐、潘宜之、林翼中、李晚生前往新加坡等候，而陈济棠为留住胡汉民，特意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议，还接受了白崇禧提出的“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三点办法。1月25日，胡汉民拒绝蒋介石的邀请，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前往广州市，陈济棠为他安排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与大会，明确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1月30日，胡汉民发电回复蒋介石，以“须稍休养”为由拒绝入京。在广州居住期间，胡汉民时常与陈济棠、李宗仁等西南军政要人磋商政局，或约见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抨击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蒋介石对此极为忌恨，决心寻找时机结束西南的半独立局面、强化中央集权；而陈济棠的心思则不同，他担心胡汉民会牵制自己独霸广东省地盘、称雄南越国的计划，唯恐实权旁落，因此千方百计留住胡汉民，并非为了推行胡汉民提出的政治主张，只是想将胡汉民当作与国民政府对抗的政治筹码。
5月12日，胡汉民在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家中下围棋时，因过度思考突然突发右侧脑出血，经抢救无效后，在广州颐园逝世。胡汉民一去世，两广失去了重要靠山，阵脚随之晃动，西南的整体局面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蒋介石将西南盟主胡汉民的去世视为解决两广问题的绝佳机会。5月13日，他发电给陈济棠，邀请其兄陈维周赴南京晤谈；次日，陈维周便乘飞机前往南京见蒋。蒋介石对陈维周表示“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省现状”，并嘱咐他将此话转达给陈济棠。此外，陈维周在南京还探悉了“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一）彻底解决广西壮族自治区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很明显，蒋介石此举是想挑起粤桂战争、拆散两广联盟。陈济棠得知这些情况后大惊失色，他深知粤桂两地唇齿相依，若桂系垮台，广东的地盘也难以保全，因此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先发制人，联合桂系共同反蒋。
见陈济棠迟迟没有动作，蒋介石于5月19日以祭奠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人前往广州市，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的“精诚团结”；第二天，王宠惠便出面给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这些条件的实质是要陈济棠将广东省的军权与政权交还给国民政府。这一转变表明，蒋介石已放弃先收拾广西壮族自治区、稳住广东的战略，转而采取先解决广东、再吞并广西的策略，以实现各个击破、彻底解决两广问题的目的。当时抗日救亡运动正不断兴起，陈济棠认为“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是可利用的借口。他给李宗仁发电，称全国民众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两广若要联合反蒋，只有打出“出兵抗日”的大旗，才能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与响应。
白崇禧看到陈济棠抗日反蒋的意志坚定、势在必行，且两广汽本田就一体，一旦广东省发动行动，广西无论愿意与否都必将被卷入；另一方面，白崇禧也有自己的判断：蒋介石的军队主力集中在黄河流域，既急于解决西北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问题，又要防范山东省的韩复榘、山西省的阎锡山、陕西省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出现异动，再加上华北地区日本侵华局势紧张，蒋介石绝对没有多余的力量南下。在他看来，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进可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扩大西南的声势，退可让蒋介石投鼠忌器，向西南做出让步。除此之外，陈济棠敢于发起反蒋行动，还受到两人的怂恿——其兄陈维周（迷信阴阳五行、星相之术）与身边术士翁半玄。陈维周从南京谒见蒋介石返回广东省后，对陈济棠说“蒋介石实在没有帝王之相，气运将尽，难过民国二十五年（1936）这一关”；术士们也进言称蒋介石气数已尽，还说“伯公（陈济棠字伯南）运气正阳，不顺天应人取蒋而代之，还待何时”。翁半玄还为陈济棠进行扶乩，得到“机不可失”的结果，再结合白崇禧对局势的分析，陈济棠最终认定举兵反蒋的时机已经成熟。
事件经过
准备工作
李宗仁于5月20日飞抵广州市，与陈济棠商议两广联合行动。两广方面为抗日反蒋着手军事部署。白崇禧与陆军少将、高级参谋刘斐到粤桂边境视察地形，并拟定出作战计划：对福建省和贵州省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省、湖南省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全州县、桂林市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与各邻省的边境地区构筑防御工事。
两广方面的兵力如下：陈济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原有三个军，军长余汉谋、陈济棠、李扬敬，副军长李振球、张达、黄廷祯，每军三个师，师长是莫希德、叶肇、邓龙光、巫剑雄、李振良、李汉魂、黄质文、张瑞贵等，另外有独立师，师长黄任寰，一个教导师，师长缪培南，一个独立旅，旅长陈章，一个警卫旅，旅长陈汉光，四个警卫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事变时，又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扩编为四、五两个军，以黄任寰、缪培南为军长。粤军共有七十个团，共计二十万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两个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军军长夏威。临时又扩编两个军（包括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师）。另外有作战能力的广西民团九十九个大队，共计约有十多万兵力。两广兵力总计，陆军有三十万人以上，空军有广东省六个中队，司令黄光锐；广西壮族自治区三个中队，司令林伟成；海军有广东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张之英。
正式起兵
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于5月27日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打响“两广事变”的信号。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命令第一、四集团军北上抗日；吁请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通过了给南京中央的呈文，并于次日以同样内容通电(即“冬”电)全国，宣称“日本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国家之土地，先民所遗留，亦民族所托命，举以资敌，宁异自杀。属部属会，以为黄河以北，寸土不容予人。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致诚，吁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同时，派出代表分赴山东省、山西省、陕西省、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等省联络，欢迎全国要求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有关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蒋大计。
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率两广将领数十人率先发出“支电，护拥“冬”电，表示要率部北上抗日，“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广州市各团体在大东路省参议会礼堂开会，发起向西南当局请愿“出兵抗日,以救危亡”。同日，陈济棠对广州《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谓：“今日我民族已届生死关头，非抗日必无出路。”“冬”“支”两电发出后，粤桂大造舆论，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争取各团体群众的响应。西南两机构联席会议还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亦称“抗日救国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开始向湖南省进军。
蒋氏应对
6月2日，蒋接获两广以西南执行部及政委会名义所发之通电后，研究其内情，并考虑处置方针如下：“一、粤陈派遣王若舟密往北方，运动叛变。二、一面派其兄维周与中央讲价。三、一面挟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威胁中央，诿罪于广西。四、其惟一目的，在求自保，因此不能不谋叛中央，以推倒中央为其自保之地，而置国家于不顾。五、非收复广东省不能统一全国，亦不能巩固革命基础。六、不能不调重兵于粤边镇慑之。”6月4日，蒋在日记中分析认为：“粤陈逆谋虽已显著，但其宣传与决心皆甚犹豫，其事不成，犹想诿过于桂逆也”，“两广结晶犹在桂方，应加注意”。蒋反复研讨对手情况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自身之弱点：“甲、倭患；乙、赤匪；丙、冀察心理；丁、民众心理；戊、将领心理；己、兵力集中移调，匪祸又起；庚、交通；辛、财政外汇影响。”有此八大弱点，故“宣传应特别注意”。蒋之宣传方式，一方面是令各大报纸登载中央对于两粤动员之辟谣，以安定人心。同时，“对粤、对桂应分别进行，对桂以柔为主”。
蒋介石对两广事件的发生虽甚为恼怒，但又故作镇静，未敢动用武力镇压。原因是：当时中央嫡系兵力正分散各地，在南方乘“追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机，对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驻防，以求军、民、财等的“统一”；在北方则分出一部兵力进人山西省，又在洛阳市、关一带驻重兵，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蒋介石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左右。蒋原拟集中力量催逼张、杨剿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地区的工农红军，但两广事变使他不得不先着手解决两广问题，在军事上急令原驻贵州省的薛岳部开往桂北边境，原驻福建省的蒋鼎文移防粤东边境，令调甘丽初部集结衡阳市；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将空军集中于赣、湘两省基地，以一部分海军集中厦门市，海空协同陆军作战，此时，蒋重申“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还通电全国，发起设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于南京，各省、直辖市设分会，县设支会，蒋任总会长，企图“以建设求统一”，笼络人心。
获知粤桂出兵湘鄂的消息后，蒋没有立即直接派兵南下，先后致电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加强龙岩市与贵州省之防备。并致电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告以：“中央对此决本御侮与剿匪之方针，继续进行，静观其叛逆之变化如何，再定处置。但此时应有准备，第一师在陕部队应限于文日前集中潼洛，以应事变。”
蒋介石除从政治上对两广施加压力，并采用缓兵之计外，又派戴笠指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进行反间、收买活动；还故作姿态，宣布在南京召开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邀两广派员出席。6月7日，蒋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失于国际之间”，劝告两广不应同南京中央政府对立，如有大计，可派代表进京相商。次日又称“相信两广决不会脱离中央，单独对外，亦决不会借外交之名，作内战之口实”。9日，蒋电陈济棠称：“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的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具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望所属部队勿以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
蒋在暗中却紧急调集两个军兵力，抢先控制了衡阳市监视两广军事行动。同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复电西南两机构，令其转饰两广部队不得自由行动。10日，蒋再电陈济棠谓：“我全国军人听命党国，万不宜自由行动，务希严饬粤所有北进部队即日停止行进，迅速归复原防，以扫除谣诼与不安。”同时指出，倘两广继续行动，即为“地方将吏抗命”。蒋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复电蒋介石，申明西南当局无对中央作兵速行动，只要求由中央出面正式领导抗日，并请中央指定北上路线、集中地点与供应军军火接济。同日，西南执行部发出真电，对蒋所谓“统一方能御侮”加以驳斥，揭露瀵勹馏无御侮之心：日本在华北用兵，未见向北开动一兵一卒，反而调集兵力向粤、桂压迫，要求国民党中央放弃贻误全国抗战之内战政策。
正当蒋介石对两广用兵之际，6月21日，中国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山东省主席韩复发出“马”，呼吁“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以图观察宁、粤双方局势动向。6月23日，蒋介石在复宋、韩的“梗”电中，表示两广问题将交由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解决，并称中央“决无丝毫轻启内战之意”。意在争取宋、韩的支持，使他们不与两广采取一致行动。
北上受挫
两广打出“出兵抗日”旗帜后，粤、桂军队立即分别从湘赣两省边境向湖南省推进。6月5日，桂系精锐强渡黄沙河，于6月6日进抵永州市，7月占领零陵。粤军也于6月9日进占苏仙区，直指衡阳市，作出一举下长沙市而直逼武汉之态势。部队所到之处，散发抗日传单，以争取沿途各界民众的支持。
两广“北上抗日”，必须借道湖南，首先要争取何键的支持。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何键的女婿李觉飞抵长沙，游说何键响应两广抗日的行动。何键一方面表示待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另一方面请全国基督教教育会会员刘廷芳到南京与蒋介石联系，报告两广行动计划，表示对南京绝对忠诚、绝对服从，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兵力拨归中央直接指挥。此举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奖赏，蒋立即派陈诚坐镇长沙市，同时决定令调驻浏阳一带的中央军第七十七师以及驻防武汉、武胜关一带的第四十三、第九十七师兼程南下。
6月10日早晨6时左右，三个师的师长等随中央军先头部队，比粤、桂军队早三个小时到达衡阳市。桂军获悉中央军已全部抵达衡阳，北上道路被堵，白崇禧遂令已到达祁阳市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部队停止前进。当时任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主任的何键正摇摆于中央与两广之间，一面令其女婿李觉于4日飞桂与李、白交涉，一面先后派易书竹、朱经农、刘廷芳晋京见蒋。何键因事先与粤桂有约，不欲派兵占领衡阳，以免冲突。蒋没有料到何键之“奸诈险恶，一至于此”，于是任命罗霖以衡阳警备司令名义处置一切，令其速率轻装部队一、二营，限于9日到达衡阳，固守城防。同时，下令第43师与第94两师，于8日起由武汉乘火车运衡。6月9日，蒋得知白崇禧校阅湘边桂军，并已下动员令后，判定粤桂反叛必不能免矣，于是决定战斗序列。为确保衡阳市万无一失，蒋一面电令刚刚就任西北“剿匪”总司令的亲信干将陈诚急驰长沙市，亲自部署督战；同时，特发罗霖部官兵犒赏费洋10万元，命令该部不顾一切奋进，务必完成使命。10日早晨六时左右，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仅比桂军早三个钟头到达衡阳市。
关于何键与两广事变的关系，事变后五十周年之际，当年曾任何键的密使、前往南京晋谒蒋介石的刘廷芳先生，揭秘其当年如何说服蒋介石相信何键是坚决拥护中央之经过，认为，蒋因此才放心采取行动，果断下令出兵进占衡阳，从而成功化解一场内战的危机。刘所揭秘的内幕秘闻，因唐徳刚和章开沅两位历史学前辈妙笔生花之评介，刘本人成为改变历史进程的小人物，何键则成为两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功臣。唐德刚先生更在文中断言：“刘廷芳这段故事，我想在蒋公日记里，中国国民党中央如今尚未开放的秘密档案里，将来一定是可以印证的。”笔者因后来者的幸运，得以根据蒋之日记，来帮助前辈学者印证当年这一段纷繁复杂之历史。遗憾的是，因当事人“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局限，未能识得“庐山真面目”，无意中夸大了自己当时所起的作用。两位学界前辈亦因误信当事人之回忆而致判断失误。
何键当年派刘廷芳晋京谒蒋，完全是敷衍中央的举动。他当时希望在中央与两广之间保持均势，借以自重，料定中央不敢对两广作战，因为两广有抗日招牌。何键事先已获知两广将出兵入湘，因恐中央不谅解，故知情不报。当蒋令其派兵进占衡阳市时，何键以先在株洲市布防为借口，加以阻挡。蒋因此对何之“奸诈愚劣，误国不浅”，痛恨之至。于是，直接委任罗霖为衡阳警备司令，全权处理一切，并急令陈诚南下长沙市督战，最终得以确保顺利占领衡阳。衡阳之危解除后，何键方转而归顺中央，局势暂时转危为安。蒋亦如释重负，在日记中慨叹道：“何键通逆要挟……误军国大事，幸派兵入衡迅速，辞修入湘……竟得转危为安，此实国家治乱惟一之关键也。”
此时，何键见形势对两广不利，不敢应允桂军借道湖南省。李品仙联系湖南的计划失败，怏怏而返。6月16日，陈济棠和李宗仁令粤、桂军撤出湘境，同时发出“铣”电，斥蒋“诬抗日为对内”“指救国为异动”，要求蒋介石“调攻击粤桂之中央军北上抗日”。
粤桂会师衡阳市的计划失败后，陈济棠很快流露出妥协之意，一面通过其驻京代表杨德昭，向蒋转告“已商请德邻制止军事行动”；一面于10日致电蒋谓：“此间苦衷，家兄言之已详，谅荷镜察。外间谣传均非事实。兹谨遵命于三日内派淑资兄面陈一切，晋京乞赐指示。”蒋本有意“先对桂和谈”，但见粤陈态度软化，转而考虑：“粤陈如先来接洽，则先对粤安置亦可”。经过反复考量“对粤桂先后重轻”，蒋决定：对两广处置以五届二中全会以后为宜。原因有四：“甲、对外作用，以内战不起，则外侮不甚。乙、广东省不敢受倭挑动。丙、军队集中完毕。丁、对内布置完妥。”
策反行动
蒋介石为挫败两广事变，一方面调重兵南下，阻止粤、桂军北上，另一方面对陈济棠部属采用各种手段进行收买和策反工作，从内部瓦解广东势力，以图搞垮陈济棠。其中，戴笠运用特务组织为蒋介石瓦解两广事变发挥了特殊作用。戴笠对南方地区的特务活动早有安排。1936年春天，他获港粤区有关两广军队调动、备战的情报，即派员加强该地区的特务力量。两广事变发生时，在广州市方面的特务骨干有梁干乔等；在韶关市方面有谢镇南等，他们工作的重点是在粤海陆空军中进行策反。6月20日，蒋获知韩复榘与宋哲元密会于黄河沿的消息后，担心其“必有异谋，思与西南响应，组织政府乎？”果不其然，21日，宋、韩联名发表“马电”，以中立之态度，呼吁双方“克日停止各方军事行动”。“马电”一出，西南立即呼应，大有卷土重来之势。22日，两广正式组织独立军事委员会，陈济棠出任委员长并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23日，陈济棠正式就任抗日救国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当时，西南已与宋、韩秘密商定：西南以补助军费五百万元为条件，待西南兵力进至武汉时，宋韩即出兵响应。
6月30日，戴笠等通过与陈济棠发生过摩擦的陈策，收买广东空军第五中队飞行员黄智刚，在从化机场率轻型轰炸机四架；收买第二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等，在天河区机场率驱逐机三架，分别北飞南昌市投蒋。随后又有梅锦昭等率机四十架投蒋，并于7月5日在南昌联名发表倒陈拥蒋的通电。蒋介石立即封黄智刚为上尉队长，其余人员均晋升为上尉飞行员，发给赏金12万元。
获知西南与宋韩相互勾结之内情后，蒋分析时局认为：宋韩之联名通电，视中央与西南为均等，是“其心目中已早无中央”，但其目前尚无武力抗命之意图，“以截留中央税收与自委官吏为惟一目的”，因此虽然其“通逆抗命之迹已显”，但“尚有制之道”；而“两广叛逆称兵入湘，其恶已显，若不及时消灭，则内忧外患永无穷期”。遂决定：“对南征讨，对北放松，先定基础，再谋统一，当本安内攘外之一贯政策以求实现。”
正当蒋开始着手部署“集中讨伐两广之兵力”，预备“讨伐令之手续”之际，蒋之对粤分化收买政策大获成功，局势急转直下。7月2日晚，蒋获知粤中空军黄志刚等驾机来归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福建绥靖主任蒋鼎文、南昌空军总队长毛邦初谓：“今日飞来赣漳之粤中空军各同志，准每机犒赏洋贰万元，并各升一级”，并谓“此令只可对粤飞来之人员密告，不宜向我空军全部官生宣布，以免影响于将来空军之军纪也。”
针对上述情况，陈济棠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的所有飞机入库，并派宪兵在机场严加把守，将第二中队长丁纪徐扣押。但仍不能稳住粤军的阵脚。接踵而来的是李汉魂的“封金挂印”事件。李汉魂原为独立第三师师长兼西绥靖区委员，因遭陈济棠的猜忌被免去这两个职务，而委任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军长及东绥靖区委员的空衔。李汉魂因此心怀不满，于7月6日不辞而别，离开汕头市，到香港后分别致电陈济棠和国民政府，表明了拥蒋倒陈的态度。同日，广东省军政人员李洁之、黄涛、张健等也离穗赴港，联名发表致陈济棠的公开信，责其假借抗日、危害国家，劝陈济棠不要做“亲痛仇快”之事。
汉谋倒戈
在“两广事变”中，置陈济棠于绝境的分化事件，是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的反戈一击、拥蒋倒陈。促使余汉谋投奔南京的原因有二：一是余汉谋与陈济棠早年就有积怨。1929年的两次粤桂战争中，陈济棠曾以余汉谋勾结徐景唐和李宗仁、白崇禧，并有私存枪械、擅权贪财等罪状，对其软禁，撤掉余汉谋第一旅旅长之职，余汉谋部属对此不满，这是余汉谋倒陈拥蒋的潜因。二是蒋介石对陈济棠部属长期进行分化收买的结果。早在1932年在江西“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蒋介石就通过陈诚手下干将上官云相（余汉谋的妻舅），与在赣州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余汉谋来往甚密，对其进行收买活动，故此余汉谋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6月间，余汉谋奉陈济棠电召赴广州市商量反蒋时，已经暗里进行倒陈拥蒋的准备，与邓龙光、李汉魂、莫希德等将领密谋反陈。
早在1931年粤桂称兵入湘时，余汉谋便派密使携密电向中央表示归顺，后因粤桂自动退兵，余之密谋未得实施，蒋当即退还其密件以示信义。此后，余因任赣南“剿匪”的任务，一直与中央保持联系。此时，余虽欲归顺，但态度尚犹疑。1936年7月3日，蒋于日记中记称：“余汉谋态度变异”。4日，又在“本周反省录”中写道：“余汉谋态度似变劣乎？”7日，获知余汉谋决定来京后，连夜三电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指示安排自己的座机前往迎接。
7月5日，余汉谋从广州市回到大余，立即召集他的3个师长及军部幕僚开会讨论对策，会议决定回师倒陈拥蒋。会后，余汉谋致电蒋介石，报告陈济棠抗日反蒋的计划。7月7日，余汉谋在上官云相陪同下乘飞机到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受命收拾粤局。蒋介石立即委任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省军队，迅速回粤倒陈，除拨给军费200万元外，另给临时活动费100万元。8日，蒋接见余汉谋后，决将粤中军事全权交余负责，并面告其广东必须为服从命令、拥护统一之模范省。余汉谋于7月9日致电粤军各将领，要求他们服从南京，号召粤军内部反陈势力行动起来。余汉谋倒戈拥蒋，使“两广事变”形势急转直下，陈济棠被迫采取应急措施。7月8日、9日两天，陈济棠召集何荦、张达、陈维周、黄光锐、陈章甫等开会，决定缩短防线，加强北江防务，并命令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巫剑雄率部撤出原驻地韶关市，退至大坑口，控制由北南下的咽喉。桂军一师由梧州市东下转赴北江，海军舰队集中黄埔区待命。
7月10日，粤桂双方在广州市达成两项协议：（一）成立第一、四两集团军的联合司令部，粤桂两军协同作战；（二）粤军采取内线作战部署。7月15日，西南政委会委任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四两集团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两广采取应变措施，竭其全力挽回危局。是日，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在南京开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最近两粤运动，揭橥对外之旗帜，摇动统一之根本，使国家于忧患痛苦之中，增分崩离析之惧。”“广东省军事当局，即已首唱异议，自由行动，破坏党国纪律，摇动革命根基，虽经中央苦心之容忍，仍无悔悟之表示，律以国家之纪纲，宜为国民所不恕。”
7月13日，蒋介石又在中央纪念周上说：“我们也要有整饬纪纲、维持统一的决心和勇气，负起责任来，弭乱定变，决不能因外患严重而放弃平定内乱的工作；决不可因顾虑外患之紧迫，就听少数地方军人破坏纪律，自由行动。”当天，中国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决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蒋介石又以军事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取消第一、四两个集团军，并对陈济棠、李宗仁采取分化政策，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省绥靖正、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四路军总司令。
济棠下野
余汉谋部是陈济棠的主力，余汉谋被蒋介石收买过去后，广东省局势急剧恶化。李宗仁、白崇禧不得不采取“救粤保桂”之策。7月14日，白崇禧派李品仙飞广州市，建议陈济棠把可靠的部队集结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妥善保存，伺机再起；还企图以桂军东下援助，挽救广东之危。是日，余汉谋在大余通电就职，声明拥护“中央”，指责陈济棠“称兵背叛中央”。余汉谋通电说：“外患日亟，非御侮不能图存；非统一不能御侮。中央之力图和平统一，实为集中力量之救国要图。”“我广东当国难日亟之际，忽然称兵，阴结外寇，进窥邻省，发动内战，破坏统一。”限陈济棠24小时之内离开广东省，“听命中央，释兵入京”。次日，余汉谋命令莫希德第一师回师广东，向韶关市、翁源县等地进发。因驻防韶关的第二军军长张达已被余汉谋收买，不战而退。
7月16日，莫希德的先头部队顺利进驻韶关。接着，莫希德又以20万元的“伙食费”买通扼守大坑口的巫剑虹，巫剑虹所部后撤至广州市近郊江村。余汉谋不费一弹一卒，顺利推进，把主力部队集结在英德市、军田一带，准备向广州发起攻击。巫剑雄是陈济棠的亲信，巫剑虹倒戈对陈济棠是一个重大打击：北线失去防御屏障，使广州处于余汉谋的直接威胁之下。在这期间，直接发生第三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两个团长通电倒陈、另一团长率队响应之事；原第九师师长邓龙光不辞而别，离穗转入香港特别行政区，萧佛成也离穗赴港。
7月17日，陈济棠私人代表陈光汉飞南京谒见蒋介石，带去陈济棠致蒋的亲笔信，表示可“遵命下野”，但对粤事交余汉谋主持有异议，提请另派一位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未被蒋介石接受。7月18日，蒋介石以“巧”电复陈济棠，促其迎余汉谋就任。此时，又发生了导致陈济棠势力完全崩毁的事件。独立的广东空军是陈济棠苦心经营的一张“王牌”。“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派戴笠、郑介民携带巨款，同当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倬林谈判。双方议定：广东空军反陈投蒋，每架飞机赏金2万元，飞行员官阶晋升一级，队长另加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朱家骅来穗祭胡汉民时，已通过中山大学天文台主任兼广东航空学校学科主任张云的关系，与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联系，获得了其率机投蒋的许诺。此后，两人在广东空军内策动倒陈投蒋。
7月上旬，有几架蒋介石方面的侦察机来广东省空投传单，黄光锐、陈卓林借机献上“加强空防，迎击蒋机”的机谋。陈济棠不知是计，准其所请。7月18日清晨，广州天河机场大批飞机起飞，其中黄光锐、陈倬林乘飞机飞至新界降落，大部分飞机北飞南雄市。黄、陈飞抵香港特别行政区后，发出“团结御侮”通电，表示倒陈投蒋。这次由各中队长率领北飞的共有72架飞机、150名飞行员及机械员，在韶关市受到余汉谋的接见，于7月20日飞赴南昌市。陈济棠视为“王牌”的空军共六个中队、一百余架飞机，终于归顺了国民政府。
陈济棠已处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绝境。7月17日晚11时，陈济棠面告李宗仁说：“大势已去，决定一走了之。”并赠以巨款和武器弹药，作为“散伙费”，劝李宗仁回桂处理善后。7月18日，陈济棠携带家眷乘英国“蛾号”军舰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发出“巧”电宣布下野，声明自行解职离穗。电文称：“此次呈请中央领导抗日，不蒙鉴谅，致徒怀救国之心，未遂请缨之志。诚恐所部将士，因受外部压迫，发生内战；为免纠纷起见，特于昨日解除职务，乘舰离省。”同日，陈济棠致电余汉谋：“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省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至此，陈济棠失去了“南粤王”的宝座，结束了他对广东的统治。
剑指广西
陈济棠出走香港特别行政区，两广联盟解体，西南变局的重心移至广西。李宗仁派靠广西约十余万兵力，处内线作战之势，内部较粤团结，蒋介石一时无隙可乘，局面尚可维持。广东已失，唇亡齿寒，广西已成孤立势态李宗仁、白崇禧退回广西后，也无进一步动作的良策。于是借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为由，采取“缓和”之策，于7月20日分电致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主张，如中枢真诚抗日，则广西壮族自治区军民效命驰驱”，请他们代为转达广西的态度。广西的这番表态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积极反应，蒋反而改变了原先准备拆散两广联盟后，就罢战言和的打算，决定兵锋直指广西，企图一举了却多年的心腹之患。
7月25日，蒋介石突然以国民政府名义撤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为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特委黄绍竑、李品仙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同时，蒋介石命主力卫立煌部由广东北江方面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向富川瑶族自治县、八步区、贺州市方向进逼；又以陈诚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由肇庆市循西江而上，向梧州市逼近；并以甘丽初部由湖南省威胁桂林市，令顾祝同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部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压迫广西西北的宜州区；再令余汉谋一部由广东高州一带围逼广西南部，一时大军云集，从四面压境的兵力不下四五十万。同时以空军对桂林、梧州一带上空进行连续威胁扰乱，企图从军政两方面威逼李、白就范。
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蒋介石擅自改变二中全会决定，派大兵压境已将他们逼上梁山，非兵戎相见不可，当即召集黄旭初、廖磊、夏威、李品仙、韦云淞、李任仁、潘宜之、刘斐、王公度等举行会议。会议决定，蒋如悍然进犯，即将武力抵抗，成败利钝，在所不计；并复电中央，指出蒋介石更调李宗仁、白崇禧原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绥靖署主任的职务，是“别有用心的”，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沉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已，表示对任命“殊难遵令”。同时，在广西下达全民动员令，迅速扩编退役军人组成战斗部队，将民团改编为“别动队”，数天之内就编组二十一个师。
7月下旬，桂系驻梧军政干部举行“效忠宣誓大会”，发表《告军民书》，“期望全部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南宁市等地还举行刺血宣誓。李宗仁、白崇禧对外发表讲话，称决不因广东省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七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白还派特使黄旭初赴香港特别行政区邀请李济深，告以“德公有意请梁启超出来主持大计”，同时函请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人桂重组十九路军。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陆续人桂。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杨东莼、华南救国会代表何思敬、第三党的章伯钧和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青年党，均有代表到南宁市。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邓龙光张文、翁照垣等也应邀来桂。在抗日救国的号召下，广西壮族自治区全省各界都发动了起来，学生纷纷人伍，老百姓订立《抗日公约》，民众抗日激情持续高涨。
广西当局在全国范围大造抗日声势，号召各方抗日力量，摆出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蒋介石看到用强硬压力不能逼广西就范，又闻广西将于8月1日组织独立抗日政府,恐局面再度恶化将不可收拾到8月1日，未见广西就组府采取行动，遂于是日以“东”电向李、白解释两点：第一，调李宗仁、白崇禧任新职，是为了摆脱他们6月1日以来所处的困难境地，并实现国家统一，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第二，对李、白攻击他违反二中全会决议问题，诡称二中全会决议发表李、白广西壮族自治区绥署职务后，未见他们正式就职，以为他们一定有现实的困难，所以另调新职作为转圜，只要真心想完成党国的统一和团结，则任何命令都应该是乐于接受的；至说到任命地方官吏，本是政府的职权，全会也并没有不能变更的限制，断不能看作是违反决议、违法失信。
蒋还在电文中警告李、白不可攻粤犯湘，如无视中央爱惜国力，企望和平，也决不容对内有用兵自残的举动，如果他们竟出兵邻省，只有自陷于绝境。实际上，当时整个局势不利于蒋介石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战事旷日持久。同日，黄绍竑到广州市找程潜面见蒋介石，提出反对以军事解决广西问题的意见。黄绍竑说：“对广西用兵三个月，未必即能解决问题，当前日军集中多伦，绥东吃紧；西北国共两党对抗，形势亦未可乐观，似宜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以保全国家元气。”蒋介石亦看到四川省刘湘、山东韩复集、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劝蒋毋断丧国家元气。在冯缓颊之下蒋介石为了避免被广西长时间拖住，答应和平解决广西问题。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方面来讲,摆出欲与蒋介石决一死战的姿态,就是抓住蒋介石怕被拖进一场旷日持久战争这一个弱点上，逼蒋知难而退，以图保持广西割据一方之目的。李宗仁、白崇禧清楚知道单凭广西一省人力、财力去与蒋之中央军火并，弊多利少，对抗日也无利可言，因而也谋求“避免”战事之良策。蒋桂双方表面上调兵遣将，严阵以待，私下都在寻找转机。
事件结果
自7月底至9月初这一个多月期间，蒋桂双方派出的使者开始频繁往来，一触即发的战局有了转机。7月30日起，蒋介石先后派香翰屏、邓世增、程潜、何应钦、陈诚、张任民、居正、朱培德等去南宁市，对李、白进行疏导，以试探广西壮族自治区态度。8月10日，李宗仁、白崇禧委托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了解蒋之真实意图。蒋介石在黄埔立即见刘斐，刘斐转达李、白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看法。蒋与刘斐就此问题发生争执。刘斐最后表示：“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来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想法劝说广西当局。”蒋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吧，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刘斐回南宁向李、白汇报并商定和平的具体办法。李宗仁、白崇禧为此征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全国各界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白：“真正从抗日救国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
此时，中共方面赶抵广西的代表云广英，也按照中共中央在“两广事件”后依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对中国抗日的指示精神，告诉李、白说，中共中央分析国内国际抗日形势的发展，宜将“抗日反蒋”政策调整为“逼蒋抗日”，并向李、白表示了中共希望蒋、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冲突的意见，希望看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方面“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李、白接受了中共、救国会及其他抗日力量的中肯意见，同意在蒋介石真正领导抗日的前提下接受和谈要求，并提出议和方案六条：（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作战；（二）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职务的决定，重新协调职务；（三）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六）和谈告成后，李、白通电服从中央领导。
8月21日，邓世增、唐星、舒宗鎏到广西斡旋和平（原文“舒宗婆”疑为笔误，修正为“舒宗鎏”，符合历史人物记载），带回广西壮族自治区方面和平谈判条款。李、白获悉蒋基本接受和平条款后，于8月23日再次派刘斐以正式和谈代表身份赴广州市见蒋介石，蒋对刘斐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8月25日，李、白致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举行和平谈判。9月2日，程、居正、朱培德飞抵南宁市，并携带蒋介石致李、白的亲笔信开始正式和谈。根据六条原则达成以下各条协议：（一）重申开放抗日救国运动及言论、集会、结社自由；（二）撤退南下各军，恢复各方交通；（三）确定抗日计划及时期，务求在最短期间实现；（四）李宗仁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绥靖主任，并保留第四集团军；（五）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出国考察；（六）广西党政人事一仍其旧；（七）广西军队保留三个师，军费由中央支付；（八）以上各条除第三条保密外，余均请蒋委员长以谈话方式宣告国人。程等三人于9月4日回广州市向蒋复命。
9月6日，刘斐致电李、白：“蒋5日在程潜寓所与居、程、朱以及辞修、季宽会议决定：撤兵、新命、谈话均于9月发表。”是日，国民政府明令改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黄绍竑回任浙江省主席。李、白遂于9月10日电程潜等，表示愿意接受新命，请中央派员监誓。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发表和平通电：“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爱有前次请缨出兵抗战救亡的举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阅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咸惧。所幸中央当局，鉴于民众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并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9月16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在南宁市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
9月中旬，蒋介石电召白崇禧飞穗晤面，白崇禧夫人马佩璋深恐蒋介石食言，力阻白崇禧赴穗。李宗仁只好代白崇禧前往广州。9月17日，李宗仁、程潜、黄绍竑、黄旭初飞穗谒蒋。这是蒋介石、李宗仁自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会晤。据在场者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经过一场轩然大波之后，两广事变以和平方式结束。9月28日，蒋介石离粤赴赣。两广事务另设广州市行营，委任何应钦负责处理。各路大军同时撤回原防。两广事变的发生，再次表明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对日本执行妥协退让政策不得人心。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的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顺应了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事件影响
正面影响
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割据五年之久的两广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广东省被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避免新的内战，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顺应了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
负面影响
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让蒋介石得意忘形，他成功迫使多年来的死对头李宗仁、白崇禧就范，因此对于曾是结拜兄弟的张学良也就更大意，放松警惕，自以为能操控一切，间接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历史评价
名人评价
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蒋介石依靠日本、出卖投降的基本战略没有改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等，战术有所改变，而战术的改变有可能影响其战略的动摇。两广事变虽然遭到挫折，但它使蒋介石内部裂痕加深。蒋介石过去让出东北地区，镇压群众，不同我们往来。现在改变了，也说统一战线、国防政府，要同我们往来，这是为了得到群众的拥护和使日本退让，以巩固他的统治。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革命旧址召开会议，毛泽东发言指出：时局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日本派兵到华北，中国国民党中央的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世界也起了变化，英国原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在变为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西北是抗日的大本营，西南战争的发动，对西北也起了作用。我们的口号，我们的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以扫除抗日阻碍。会议决定党的策略是：支持两广提出的北上抗日，反对蒋派兵南下；用召开救国会议来反对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实现西北大联合。
周恩来：“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1936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讨论两广事变（即西南事变）及整个形势发展的问题。周恩来报告两广事变爆发的原因，指出：一是由于日本对华侵略，英、日矛盾加剧；二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反蒋抗日运动高涨；三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推动，这个事变是抗日的。
罗敏：蒋介石应对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事变初露端倪时，蒋坚持静观其变。其对粤桂的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欲利用两广之间的矛盾纷争和广东省内部的文武内讧，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蒋采取“先专对粤”的策略，以拆分粤桂；广东问题解决后，又冒险撤换李宗仁、白崇禧；然后借口李、白抗命不服，趁机派兵入粤；待中央军转至西江布防后，开始对桂谋求和平解决。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为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但其所运用的手段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对粤施以分化离间与策反收买，对桂则在优势武力的威慑下，通过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恩威并施。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实际上是双方在利益交换基础上达成的形式上之统一。
刊物评价
《中央日报》
“蒋院长电陈济棠，恳切国事意见”、“蒋院长再电陈济棠，劝遵令撤回入湘部队，迅令归复原防，扫外间谣诼，一切决于党议不宜自由行动”、“各地党部团体电箴两广当局'悬崖勒马束兵以退’”、“广西旅京同乡电劝李白，御侮救国必须全国一致，仅有血气之勇于事无济”、“蒋委员长劝李白接受新命，并拟赴粤盼能晤言一堂，一切均可尽情商酌”、“各地民众团体仍盼李白觉悟，请中央勿过事宽容”。
“举国上下呼吁团结，粤籍中委致电陈李白深加箴劝，望临崖勒马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各地续请制裁两广，并电箴陈李白遵令退兵”、“各省民众团体电请申讨陈李白，破坏统一危害党国，丧心病狂莫此为甚”。“蒋院长昨电复宋韩，中央力求团结苦心烛然可见”、“蒋委员长对时局问题昨发表重要谈话，中央和平统一政策贯彻到底，各省亦宜维护中央巩固国基，仍信两广将士必当率循常轨”、“粤一军将领李振球等，联名通电拥护中央，并电劝陈济棠停止军事行动”。
“委座处事严正光明，惟愿兄等虚心体察”、“桂军民反对异动，李白将被迫下野,粤人殷望蒋委员长莅粤”、“蒋委员长对桂事仍秉宽待”、“蒋委员长昨抵广州市，率师北伐以来一别十载，重履旧地胜受民众欢迎”。“桂局形势益形严重，桂军悉调湘黔边境并建工事，桂民警告李白促进日下野，余汉谋调兵增防西江”、“桂省消息沉寂，各方咸盼李白觉悟”、“黄绍竑昨谒蒋院长'桂事和平解决总可成功，桂空军司令林伟成飞粤投效’。
《大公报》
“近年国民之拥护统一，维持政府，乃因外患逼迫使然，非政府之信用得之。蒋委员长为全国多数公认最奋斗努力之领袖，然苗论政府政绩，即半年以来差强人意耳。是以中国近年政治上表现之伟大的向心力,乃外思所促成,非政绩所取得。”“蒋委员长日前从牯岭飞到了广州，受着当地各界空前热烈的欢迎，这一种民众的热情，在他是十分应得的。蒋委员长亲自到粤，当然可使行政效率尽量增进，各种困难迎刃而解，粤桂两省是息息相关的，广东省的整理如能早见成效，则桂局的收拾也就易于得手了。”
“吾深信此良知常识之势力，定能使国家不分裂。此过去已屡经试验而有效者也，简言之，中国人据良知常识所定之路，为与亡国之路相反。不论内在或外来之阴谋勾煽如何，多数人誓不愿从。”“使陈济棠不得不放弃割据之谋”、“李白于上旬奉到桂正副绥靖主任之中央任命后，拒绝接受，反与陈济棠勾结，另有军事企图。”
《益世报》
“对宋韩劝止内战，呼吁和平的行为，我们认定与本报主张不谋而合。”“中央蒋院长对宋韩二十一日电报已有一复电，电文中爱护和平，避免内战的苦心与诚意，溢于言表。蒋院长在今日时局中这种态度，更随国人的敬仰与钦佩。我们的立场，极其单纯，凡反对或消弭内战之人，即系造福国家民族之人，我们愿加以赞助：凡主张或从事内战之人，即系造祸国家民族之人，我们是不敢附和。这是我们始终一贯的立场。”
“中央的新令完全失当，李白二人为此而组织政府，为此而宣布独立，为此而发动内战，所争者为私而非公，为已而非国，当无取得同情侥幸成功之理。为李白自身谋，实亦不取。”“对于'两广事变’的发动，西南军阀借以'抗侮御外’为题目，虽然不知道事之真伪，但是'抗侮御外’这是一个光明正大的题目，今日由抗侮御外转变成了李白等个人进退的争持，名不正则言不顺，最终导致内战，这种做法不可取，也不值得赞同。”
其他评价
1985年11月25日-30日，由广东军阀史研究会主办的“西南军阀史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关于陈济棠与“两广事变”的评价问题，与会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两广事变是一场抗日爱国运动，带有进步和革命的性质。陈济棠在“六一”呈文和通电中指：“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有抵抗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并作了北上抗日的军事部署。这对共产党逼蒋抗日方针的实施，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另一种意见认为，陈济棠与日本侵略者早有勾结，“两广事变”是一场联日倒蒋的闹剧。第三种意见认为，“两广事变”反映了国民党内部中央派与地方派的矛盾，是军网之间的斗争。陈济棠发动“六一”事变，主要动机是为了抵抗将介石武力解决两广半独立局面的方针。当然，事变也反映了当时中日民族矛盾的尖锐对立，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济棠史料专辑》第二辑：两广事变高喊的“抗日救国”不过是个宣传手段而已。日本军方谅解并支持两广“抗日反蒋”，无怪乎陈部将领听到这番介绍之后，多数人大吃一惊。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两广6月1日起事宣言吁请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尽管他们宣布此举为“北上抗日，收复一切失地”；尽管他们的布告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日本军方似乎宽宏大量，从事变开始到六月下旬共派遣军官百余人到粤军充当顾问指导作战——在桂军中的日本军事顾问尚未计入。但中国军人是有真正爱国良心的，例如30名日本空军顾问被派到广州天河、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指导粤军空军作战时，引起空军将士极大愤慨。最后，连同空军司令黄光锐在内，全部空军都背叛了陈济棠投奔中央（广东省空军之归附中央，对陈尤为一大打击，此之谓“机不可失”）；其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陈达都举事归附中央，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更早便辞职赴港；而陈济棠最嫡系的陈汉光师，也抗拒投奔桂系的命令，宁愿接受余汉谋改编。陈济棠自己也后悔道：“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
历史意义
1.促进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新桂系在两广事变中，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符合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愿望。他们决计牢牢抓住抗日救国这面旗帜,与蒋介石周旋。在军事上采取守势，把部队集中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严守边关。在政治上则摆出攻势，主张开放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权利，大造抗日救国舆论。新闻界曾对之评论说，“自六月两广揭抗日后，我们再三地发表同情的呼吁，因为我们不问两广抗日的动机为何，其能在大汉奸要以一手掩尽全国之耳目，一手卖尽中华民族的革命的严重形势下，持对立的口号，是会给丧心病狂的汉奸以一打击的。”
所以，两广事变得到了全国人民特别是两广人民的广泛同情和响应。仅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六月四日，南宁市举行了广西各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大会，参加人数达四万余人。同日，举行了反日示威游行，“其雄壮伟烈，为从来所罕见。”从一日到四日这几天内，邕、梧、柳、桂四市，共有四千九百二十三名中学生参加了示威游行。此外，广西军校、广西大学、广西师专和各县中等学校学生也参加了示威游行。在一个星期之内，全省广大城乡布满了学生抗日宣传队。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标语口号有：“大家起来抗日，大家起来救国!”“以抗日为唯一目标，反对一切内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反对中国军队打中国军队!”回这些口号不仅反映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当局抗日救国的主张，而且也反映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李宗仁曾说:“我们搞'六一’运动时，广西才有十四个团军队，蒋介石派了几十万军队包围广西壮族自治区，但不敢对广西发动战争，并不是蒋介石怕广西军队，而是广西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各党派部有人来到广西，蒋就不得不有所顾忌。”这是说得很中肯的。
2.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新桂系是具有一定的抗日要求、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感到不满的地方实力派。李宗仁认为不抵抗政策的结果，“适足促成中华民族分裂运动与汉奸国贼不断产生；适足民族意识日趋消沉”“不抵抗阻沦为中华民族解放之障碍”。白崇禧也认为:“这种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的领土主权，做媚外求荣礼物的主张，我们应该彻底反对。”黄旭初也主张：“非攮外无以安内，如果大家一致对外，国内一切政见自然消除，国内自然统一。”
中国共产党不但表示支持两广事变，而且为了和两广地方实力派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早在两广事变前就做了很多工作。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时，陈济棠虽被委任为南路司令，中国工农红军就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陈派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等人密谈，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使用有线电讯通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互相借道；陈部自原防线撤退四十华里；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等。李宗仁、白崇禧于一九三四年就派刘仲容为代表对外联络。一九三五年冬到一九三六年春，刘仲容到天津市、西安市和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我党对新桂系倾向抗日，表示赞赏。刘仲容了解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西北军同中国工农红军达成停战协议，杨虎城将军和十七路军又愿意同广西壮族自治区保持联系，于是，大受振奋。
1936年6月，刘仲容去上海市，转交了李宗仁致张学良的密信，张通过机要秘书对刘表示，广西“只是抗日，一定支持。”因我党中央立即派云广英到广西，对李、白进行统战工作，宣传党的抗日路线，李宗仁听了云广英转达中共中央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说广西不能等待蒋介石同意后才实行抗日。后来，广西军队发布北上平津抗日布告说：“本军师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并颁发标语口号：“要求中央政府予取消无效”“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全国府北上抗日，收复失地”“反对内战，一致对外!”这些抗日力量联合起来!"标语口号，没有丝毫的反共内容。和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所提实行全国抗战的号召，基本是一致的。
1936年6月9日，毛泽东同志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他还说：这种抗日救国行动“是值得庆幸的壮举”。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为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确认：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今日之西安市事变，“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类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当年对两广事变抗日性质的论述，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3.促进新桂系从抗日反共并举向联共抗日转变。
桂新系在“九'一八”事变后一段时期内，仍决定实行"对外抗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政策，白崇禧胡说:“共产党在中国是心腹之患，共产党不剿灭，是不能抗日的。”他还主张:“长江以南的军队，应多负点剿共的责任。”两广事变后新桂系曾派钱寿康去陕北地区，向中共中央提出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的建议。毛泽东同志对此十分重视，曾致函李济深、李宗仁、白崇，并对桂系所提草案各条略加修改，仍由钱带回，征求桂系意见，毛泽东在信中郑重地说：“一切确定后，双方根据协定一努力，务达抗日救亡目的面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
1936年11月，在上海发生“七君子”事件，李宗仁、白崇当即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出紧急营救电，认为七君子“声援抗日战士，立意极为纯洁，系爱国热情所应有之表现。”西安事变前夕，桂系即派刘仲容去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写信给张学良，对于关中形势表示“至为悬念”。信中说：“东北沦陷，已五阅寒，从末闻金陵下收复失地之命，国人皆知蒋不抗日，蒋亦不允许他人抗日，凡言抗日者，蒋即认为有罪。窃以救国急务，除抗日外，实无他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为至要。”
西安事变发生后第四天，即十月十六日夜，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棠等十六人通电全国，对西安事变主张政治解决，要求改组国民政府为抗日救亡政府，表示广西壮族自治区当局坚持抗日救亡政策，并要求建立统一的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的立场。接着李宗仁、白宗禧致电周恩来，表示赞同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当时西安报纸曾以大字标题对此作了报道圆。李、白对西安事变所持的立场和态度，不仅进一步反映了新桂系抗日救国的主张，而且也是新桂系联共抗日的具体表现。
4.促进新桂系的从联粤反蒋到道蒋抗日。
两广事变的第一阶段，显然带有军阀之间保持或夺取地盘的性质。这就是蒋介石趁胡汉民之死，通过分化利诱软硬兼施的手段，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广东省地盘，结果陈济棠垮台。事变转移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之后，李、白在准备军事对抗的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谋求和平解决，逐步把联粤反蒋转为逼蒋抗日，得到全国各界的称赞和支持。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说：“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来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主要的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抗日运动坚持与扩大下去，才能使抗日运动成为有力的运动。”随后，毛泽东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说:“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致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向对外，蒋介石及中国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资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广西壮族自治区当局接受中共的逼蒋抗日方针，表现之一就是蒋桂议和后，他们始终坚持：只要蒋不抗日，李、白就不入京。后来“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展开，李宗仁、白崇禧才就任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军委会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广西实行全省动员抗日，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共四十八团，开上前线，动员之迅速，为全国所无。
发生在五十年前的两广事变，对我国历史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将更清楚地被人们所认识。发动事变的三个主要人物：陈济棠因“愚不安愚”，凄然下野，成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李宗仁、白崇禧则顺应历史潮流，依靠共产党以及得到中国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使事变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不仅避免了内战，而且为全国抗战作了舆论准备和军事准备，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出了一分力，受到人们的称赞；而蒋介石一旦发现用军事压垮桂系的企图不能得逞，能当机立断，接受李、白所提条件，总算是明智之举，也颇耐人寻味，可为历史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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